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论纲）

----以四川大学为例

     孔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曾经以多种渠道和形式影响和规范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思想道德，其中教育和科举便是影响中国士人和社会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孔子儒学要在今天重回淑世济人之路，发挥其进德修业的影响力，中国的大学教育便是一块急待开拓和占领的阵地。下面拟就中国高校急需孔子儒学的进入，作一初步探索。

一、从中国高校的现状，看孔子儒学进入的必要性

      由于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甚至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兴办起来的，中国大学除了各具特色的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外，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在民族精神和传承上，特别是在滋润大学生心灵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上，却是不容乐观的，或者说是注意得不够的，不要说是一片空白或一片荒芜，也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我们的校园建设，犹如中国的城市一样，一律追求高楼大厦、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而没有一点（至少不多）传统文化的气息；我们的课堂除了一味地灌输“专业”知识和强调“竞争”意识外，却缺少紧扣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主旋律的教育（即使讲一点中国历史，也是只讲“痛史”亦即近代史，而对辉煌灿烂的中华古老文明特别是优秀思想讲求不够）；我们的一些老师一度时间也唯“新”是趋、唯“西”是崇，讲学为文，言必称希腊，深怕因讲求中国古代文明而沾上“守旧”、“传统”的晦气；我们的校园文化，除了尽量地攀附外国名星或外国政要、外国科学家及其“教条”或“格言”外，很少能看到中国自己的圣贤语录和经典法语。我们即使讲一点人生观，也是政治化了的“共产主义人生观”，除了革命的口号外，没有真正触及到人的思想和灵魂，造成“政治理想”与“人生哲学”的脱节……总而言之，中国的所谓“新式大学”，要么就是活脱脱的外国大学在中国的复制，无异于“外国大学的中国分店（或分校）”。要么就是“革命”化、“政治”化太浓，思想教育流于形式，达不到真正的理想教育和情操陶冶的目的。
      即或是这样，似乎有人还不满足，还要以“国际接轨”为借口，要将中国大学办得更加“国际化”（其实是更“国外化”、“西方化”）。将中国大学办得更“西化”，或更“革命”，就是唯一的出路吗？这些难道是中国大学真正的努力方向吗？
      我看未必。大学是培养和孕育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摇篮，是引领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方向的号角，也是指导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旗帜。自近代以来兴起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引进现代科学、传播现代民主，启蒙现代思想等方面，确实起到了桥头堡、宣传站的作用，在近代的革命运动中、在当代的建设史上，传播了新的知识，引进了新的思想，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新技术、新思想的新人。但是与此同时，“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也最早在大学里产生，并由大学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抛开线装书，不守圣贤训”，最后以致于实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首先在大学发轫的。中国大学是最早向中国传统文化开火，也是最早批判和抛弃中国文化的急先锋。理所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中坚－－孔子儒学，也最早在中国大学里被划清了界限；提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当然也就无缘进入中国大学殿堂，而行使其淑世济人之功能。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中“专业知识”和“斗争哲学”（或“竞争意思”）的强调，我们培养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或“革命斗士”，却发现，原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有“知识”没有“文化”，有“革命”意志却没有起码教养，有“竞争”意识却缺乏公德意识，有个人“权利”欲望却没有奉献精神……。
      在当今的中国大学校园内，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事情普遍存在；见贤不能思齐，见不善不能内自省；“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善不能改，见善不能徙”的人也不在少数；知恩无图报之心，视索取为当然之事；见师长无尊严之意，视父母为索财之源，甚至不孝不悌，不友不爱。至于不珍惜劳动成果，视浪费为常事；借贷不还，欠费不缴[1]，更是司空常见之事。甚至自戕他杀、杀人越货的事情在堂堂大学校园里也时有发生。这不得不让人惊叹，中国的青年怎么了？中国的大学怎么了？！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有待改进！
      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科技发达，文化衰退”的情形，中国的大学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旋律，“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当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调，但为使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可持续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加强人的心灵美化，提高道德素质，也是必须的，甚至是十分迫切的。因此，党中央适时提出“八荣八耻”的教育，就是明智之举。作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中国大学教育，理所当然应该因时制宜，乘势而变，富有远见和前瞻性地倡导新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是国际的，思想言论也可以是自由的，而文化特征却是（也必然是）民族的。没有民族特征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其实也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必然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吸收历史文化营养而创建起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要在新时期继续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引领者，就必须时刻回顾我们的传统，回味我们的历史文化，去吸取可以丰富我们民族精神生活，可资壮大我们民族肌体的营养，以便培育出合乎时代的文化新芽。
      孔子建立的儒学历经了2500年发展，历代仁人志士、圣人贤士，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构建了一系列的系统人生观、世界观、荣辱观、价值观，诸如“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孝悌”、“尊师重道”、“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得思义”等等，都是当代青年需要重温和吸收的。中国儒学也有自己成功的教育机构和教学经验，是培养“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品质的良好方式。中国儒学还有优美的诗词歌赋、礼乐制度，是培养青年全面的人文修养和道德体验可资取法的精神食粮。中国儒学还有十分精深的思想、学术，诸如义理、辞章、考据、典故等等内容，是当代青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重要宝藏。
      总之我们认为，无论要解决中国当代大学生所缺乏的文化素质、民族特征、健全个性，或是要充实当代青年的个人素养，扩大其知识面，增强其人文底蕴，都有必要从中国儒学中去吸取养分。下面，试以四川大学近年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例，来谈一点具体的感想。

二、从四川大学的实际，看孔子儒学进入高校的可行性

      中国的当代大学几乎都是近代文化转型、教育转向风潮的产物，几乎是西方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在教育理念上，在所谓“科学”的旗帜下，对人文却颇多忽略；在“民主”的旗号下，对传统颇多忽视；在“革命”的口号下，对人性颇多丢失。因此，要找回民族精神力量的所在，我们有必要重温“古典时期”，回首“轴心时代”，去吸收必要的养分。这一情况，最近几年在四川大学已经逐渐改观。
      四川大学是全国少数几所由古代书院直接建立的近代高等学府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较为丰厚。建于清康熙四十三（1704年）的锦江书院和建于光绪元年（1875）的尊经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始建于1896年的中西学堂合并，改办成四川通省大学堂(同年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就是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两书院及早期四川大学，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学问家和政治家，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朱德、吴之英、吴玉章、张澜、郭沫若、蒙文通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虽然四川大学培养出来的部分学生也曾经积极宣传新学、鼓吹革命（如宋育仁、吴玉章、张澜、郭沫若等），有的甚至曾经反传统、批儒学（如吴虞），但是儒学的根基、经学的传统，特别是对儒学文献的研究和传授，在蜀中一线独传，数十年绵绵不绝。虽然不能说“风景依旧”，却也还“气候婉然”、“风范犹存”，只要一有人提倡就会得到响应，开出新芽。特别是，200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教授出长四川大学以来，学校更提倡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底蕴，广博的知识视野”，加强了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建设，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研究和教学，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围绕儒学进入大学校园、孔子重回大学讲坛这一主题，我们作了如下努力：
      首先是用大型的儒学课题研究，构建文科标志性成果，唤醒人们对儒学的沉睡记忆。1997年，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并经学校批准立项的“儒学文献调查和《中华儒藏》编纂”成为文科建设重点工程。1999年学校将《儒藏》列为“国家211工程”一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同时还陆续进行了《儒藏》“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工商注册”等工作，特别是进行了儒学文献的书目调查、《儒藏》编纂的体例思考。2004年，学校作出“加快进行《儒藏》编纂工作”的决定，成立了以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为正副组长的“《儒藏》工作委员会”，并继续将《儒藏》立为“211工程”二期、“985工程”二期重点项目，增加投入，加快了进度。2005年初，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首批50册《儒藏》，引起了新闻界